这种宗族心理使得族人即使远离家乡，也与宗族乡情心心相印。说句实话，这种传统既有利也有弊。比如开发南美和北美。在海外领地的汉人社会中，宗族仍会成为一种重要的组织形式。比如这次打官司的祖家所在的加州新临汾镇发展的如此快，就很说明问题。
这既使得大明帝国在海外拓殖行为效率高，因为抱团，对付外敌时战斗力也最强。这一方面显示了宗族心理的强大吸引力和凝聚力；另一方面又在相当程度上强化了宗族的认同感。特别是近些年来，许多农民面对快速变迁的工业社会，失去了“主心骨”，感到无所适从，精神上漂泊不定，这种心理上的空虚和失落为他们家族意识的复兴起到了极大的催化作用。
根据锦衣卫的调查报告所反映的情况来看，目前在大明帝国农村各地越来越多出现的建宗庙、修家谱以及由家族组织的各种节庆，正是宗族发挥情感功能的反映。 农民不仅在精神心理上对家族有一种归属感，有一种依赖和需求，而且在生产和生活中，也迫切需要族人间的互帮互助。
农民卷入商品经济大潮之后，感到一家一户的力量非常弱小，他们希望得到帮助，寄希望于朝廷的地方行政组织，但乡村组织不少处于软弱涣散状态，无力为他们提供实质性的帮助。在这种情况下，农民不得不把希望转移到族人的联合，或宗族间的互助中。
于是宗亲便成为人们寻求生产和生活互助的主要对象和联系家庭之间的纽带，成为生产和生活的一种特殊利益集团。随着以血缘关系为特征的家庭在生产、生活中地位的加强，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族群体再度发生作用就难以避免。
总之，宗族势力作为华夏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它在农村的重新抬头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历史与现实、主观与客观等一系列复杂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
朱厚炜虽然是个穿越者，但他也并非是无所不能的！这么复杂的社会问题，他真的还是拿不出什么好的办法来。加强“国家的意识”他从五十年前就开始有序的进行，不能说没有一点效果。
用一句话说，在当今的世界上，如今的大明帝国是国家意识最强的国家。但是在很多大名老百姓心中，尤其是农村，”家“与”国”从属关系还是根深蒂固，这其中甚至包括很大一部分朝廷官员。
针对上面的情况，老王爷朱厚炜还是提出了三个方面的建议：朱厚炜认为中国农民力量的弱小和分散，在面对国家机器和天灾人祸时，有联合起来的必要，宗族组织是他们的习惯选择，是他们为寻求共同利益保护的联合。再加上市场经济实现了利益多元化和经济的发展，农民利益更需要坚固的组织来维护。由朝廷应该专门成立相关的政府组织引导宗族组织向合法化方向发展有着现实的需要。
首先是要加强教育引导。最重要的是要使族规与朝廷的政策法规及村规民约相符合，消除其冲突性和对抗性，淡化族规特立性。以民主（朱厚炜第一次在大明提出了民主的概念）和科学的精神和力量荡涤一切封建的、迷信的、腐朽的、落后的东西，摈弃宗族中的传统思想，消除封建思想的残余，培养和提高农民的科学精神和民主意识。
这个过程中，也不要搞一刀切。要注意区分一般的宗族头面人物和宗族黑恶势力头目，教育引导工作的重点应该放在宗族头面人物身上，这些人往往有思想、有能力、有号召力，可以影响和带动一大批人，教育引导好了，可以起到正面的带头作用，引导他们多为村民办实事、办好事。如果这些人站在朝廷的对立面，则会产生许多消极的影响，乃至破坏地方衙门对农村的控制能力。
其次，地方衙门要注重和谐。这有两个方面，一个层面是政府和宗族之间的和谐：宗族内部或宗族之间有着合作互助的传统，可以利用宗族组织的号召力来推行一些工作，比如修建老人院、学校、道路，建立农村合作医疗等，通过引导其举办公益事业实现宗族的“功能转换”，从内部功能上遏制其消极影响，有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另一个层面是宗族间的和谐关系：和谐的族间关系，对宗族本身来说，有利于宗族的稳定和发展，有利于人际关系的构建。
最后一点最重要，那就是强力机关要重点打击不法的宗族势力。农村各项工作的开展，都必须注意到宗族势力的存在，充分考虑到它的影响，对于那些不听朝廷各地方衙门教育和劝解，依旧我行我素进行封建活动，或是阻碍朝廷管辖、纠结械斗的宗族要进行重点打击，把这些宗族的破坏力限制在较小范围内。
朱厚炜强调：要特别警惕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宗族组织进行非法组织活动，对于已经形成的农村黑恶势力的宗族势力等非法的宗族组织活动必须进行坚决的打击，决不能手软，以免破坏社会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增加社会控制的成本。
万历皇帝和申时行听得频频点头，感觉到今天大有收获。渐渐的也有了一些自己的思路，开始提出一些比较新颖的想法。正当朱厚炜对万历皇帝和申时行侃侃而谈，三个人热烈讨论该如何引导和限制宗族势力的时候，太监李莲英前来报告，说张四维和梁梦龙两人相偕而来，前来给老王爷拜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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