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侯对于范仲淹的眼光还是很赞许的，他确实看到了大宋的一些弊病所在。不过庆历新政在整顿官僚机构的几项措施，不过是调整范围不大的一种的革新。至于其它诸如“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摇役”，更谈不上彻底的改革。
但如此程度的改革居然遭遇了难以想象的阻力，让仁宗皇帝最终产生动摇，范仲淹为首的变革派也变得信心不足，可见大宋自己“造”出来的历朝以来最庞大的士大夫阶层能量太大了。
几十年之后，更加有变革精神，变革举措更加彻底的王安石在和神宗皇帝陈述变法时，直接绕开澄清吏治选择从经济入手富国强兵也只能说是无奈之举。
但是，这同时又引发了另一个问题。
在大宋已经贪腐相当严重，行政效率如此低下的情况下，不澄清吏治，如何能保证新法能够正常、有效的推行呢？
赵煦在马车的颠簸下翻了好几遍基本没有任何关于吏治的改革。
相比庆历新政，武侯认为熙宁变法是更为彻底，更加行之有效的变革举措。但它仍然有巨大的缺憾，没有先澄清吏治再推行新法。
最终失败似乎也是必然。
可是，这似乎又陷入了一个死胡同。要澄清吏治其他的举措根本就没有机会推行，庞大的士大夫集团的阻力会让变法直接失败。
可不澄清吏治，变法的大部分举措就无法正确的有效的推行，最终结果大概率也是失败。
环环相扣，一环一环下就推向了死路。
“难不成真的只能推倒重来？”赵煦长长叹了一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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